|
亮菌甲素、欣弗、甲氨蝶呤；齐二药、华源药业、华联制药。提到这些药物和药厂的名字，或许现在很多人已觉得陌生，但这些名字，却曾让很多患者“谈虎色变”。过去两年间，前述三种药物所直接导致的医疗事故，曾激起了一波又一波舆论潮，也成了药监秩序混乱的典型案例。
人们曾以为，舆论潮定会促进有关部门迅速查处事故，惩办责任人，安慰受害者及其家属并积极协助他们维护权利。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有些天真。
1月23日，“齐二药亮菌甲素”案件中最后一名重症患者任贞朝不治身亡，他最终留给人世的是一个问号：“为什么法院还没判决?”事实上，前述三起药物致害案件的大多数受害者并未走出灾难影响。《南方周末》2月22日报道说，事故发生以来，受害者们有的面临损害无法鉴定的困境，有的面对法院推脱不立案的迷惘，有的则要继续面对施害药厂的恶劣强硬态度。公民的弱势无助，由此暴露无遗。
仅仅因为治病，甚至是治小病，一个人就无辜遭受劣药之害，轻则残疾，重则受尽折磨后悲惨死去。这样的遭遇，摊在谁身上，都是一种深重的灾难，会让人产生深切的悲伤。从个体的角度而言，这种灾难是偶然的，但从一个国家的宏观治理角度来看，如果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这种灾难又是必然的，只是碰巧被谁碰上罢了。
宏观上的必然和微观上的偶然，考验着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因社会的复杂性和管理工作的百密一疏，包括药害事件在内的各种灾难，是一个大社会必然要面对的风险。作为社会的“守夜人”，首先要时刻防范这种风险，其次是在风险发生后要有救济机制和应对措施。道理很简单：既然这种事故对一个整体的社会而言是必然的风险，这种风险又必定降临于某一个具体的公民或家庭，政府就应该代表全社会，为无辜者替社会承担的风险埋单。所谓“体察民情，体恤民苦”，就包含这种事后的救济义务。
可是，回过头来看这三起药物致害事故的受害者，他们在舆论高潮过后，重新陷入了孤苦伶仃，以至于“齐二药”的最后一名受害重症患者任贞朝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媒体上，是在他死后。
媒体不可能长时间对某一起事件保持关注的同等热度和密度，但这并不等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也如同舆论一样潮起潮落。
在药害事故发生之后，政府部门最重要的工作应当包括几项：抚恤受害人和家属、调查事发原因并认定责任、动用公共鉴定机构为受害人作出损害结果鉴定、向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以维护权利、根据法律和事实对损害事故判定责任并负责落实。只有将这一系列事情尽快完成，才能说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系列事故之所以没有处理好，是否存在制度上的漏洞？在我看来，至少这些事故的处理不存在制度的问题———药监制度赋予了政府的调查和定责权利，法律援助制度规定了公民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完善的民事法律和诉讼制度规定了法院的责任和义务。
问题的核心在于：面对弱者的悲伤，政府部门要真正体恤民情，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