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叱咤民初政治舞台
如同阿Ｑ忌讳光亮，张作霖最不愿被人提及早年落草当“胡子”的经历。其实与他当土匪的短暂岁月相比，他当官军的时间更长——主动受招安后即成了清军的中级军官，清朝覆亡前他已经是堂堂的“关外练兵大臣”。咳！人不能干丑事，雪白的绸衫上有过污点，任后来使多大的劲儿也搓洗不净了。但更大的丑事是他在武昌首义后的弹压“乱党”之举，本来他是远离省城的奉天前路巡防营统领，闻省城有革命党人行动后，星夜率部赶至奉天城镇压，并因此而立足省城，成了拥兵自重的关外军阀。
从张作霖头回晋京接受国家最高领导人召见时的言与行，就可看出此人“思想觉悟”水平之低：他一见到袁大总统，便跪地三叩头。老袁连忙趋前扶起他，笑言：“此民国也，不兴封建那一套礼道矣。”他却振振有词地回禀：“前清时俺只知皇上，如今只知大总统……”后来，他驻节津门，虽已是威风八面的北洋第一人了，但见到比他年轻许多的宣统逊帝时仍翻身便拜。
有历史学家描写张作霖：“作霖身短小，目炯炯有光，精悍之色见于眉宇……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故人畏其威……”有威不在身高。威是极少数领袖人物与生俱有的内在气质，威是当权者全不经意间的举手投足。
这里有一段轶事：张宗昌也是土匪出身的民国著名军人，落魄时投靠奉张，张作霖曾天天供钱任他赌，对其宠爱可见一斑。后来，这位山东大汉也争气，凭战功一跃而为奉系骁将。某次他从黑龙江省驻地到沈阳谒见老帅，一入大青楼，就大大咧咧往大帅办公室里走去，边走边道：“老爷子，效坤到了……”不料话音未落，张作霖拍案而起：“出去！重进！你是军人吗？妈啦个巴子，当在家里呢！”高出大帅整一头的张宗昌登时目瞪口呆！好在这家伙反应快，马上原地顿足立定、向后转、迈步退出，然后，在门口回身举手敬礼并高喊：“报告！张宗昌到！”待里面发话后才规规矩矩进屋听训。
其实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孙中山曾接受过奉张的十余万大洋和五千支步枪的襄助，孙中山也曾派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专赴东北为张氏祝寿。困境中的孙中山，筹划建立孙、段、张三角同盟以南北夹击独霸北京政坛的直系。而他辞世前的抱病北上，即是为建立这种联盟的最后一搏。到京后，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长子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得罪日本侵略者
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死张作霖？他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吗？他不是日本军阀在华的代理人吗？
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会晤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宁肯逃亡也不愿借重日本人，遂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拟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让张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即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道了后破口大骂：“日本人没有好心肠，全是插圈设套转弯骗人。”并嘱咐手下人：“咱们绝对不能承认日本在袁世凯时代所提二十一条要求以内的事，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日本著名的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的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
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不会有什么政治智慧，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越折腾越大直至入主中南海成为大元帅后，方知他们遇到的是一位大智若愚的太极拳高手，一位不可能向他们低头的血性男人。
卑鄙的日本人只能靠谋杀来解脱困境。
张作霖署名的最后一份声明是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６月２日发表的“息争通电”，他称将退出北京，此后国事“悉听国民裁决”。此前，这位仿照老友孙中山模式担任了“大元帅”的大军阀，已经做出比较开明的政治决定：于赞成三民主义之外，加上“民德主义”以尊崇旧道德，改称“四民主义”；南北双方停战；合并南北政府等。
然而，日本人已经为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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